１９０３年颁布的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，在“文学科大学”里专设“中国文学门”，主要课程包括“文学研究法”、“《说文》学”、“音韵学”、“历代文章流别”、“古人论文要言”、“周秦至今文章名家”、“四库集部提要”、“西国文学史”等十六种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，要求讲授“西国文学史”，以及提醒教员“历代
几年前，我曾撰写《新教育与新文学――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》一文（此文初刊《学人》第１４辑，后收入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；《中国大学十讲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），从新式学堂的科目、课程、教材的变化，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“文学常识”。从一代人“文学常识”的改变，到一次“文学革命”的诞生，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；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，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讲授。具体论述时，除了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、选学两大文派的《春觉斋论文》（林纾）、《文学研究法》（姚永朴）、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（刘师培）、《文心雕龙札记》（黄侃），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，即《欧洲文学史》（周作人）、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（鲁迅）、《词余讲义》（吴梅）、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（胡适）。最后一种，虽非北大讲义，也与作者在北大的工作息息相关。
因吴梅《中国文学史》讲义的发现，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：上述九书，之所以体例迥异，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？回头看１９１８年北大发布的《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：“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，其目的本截然不同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。”前者的目的是“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”，后者的功用则为“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，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，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”（《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》，１９１８年５月２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）。一年半后，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，到会十五人，包括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吴梅、马幼渔、沈兼士、朱希祖等。为便于交流磋商，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“教员会分五种”：文学史教员会、文学教员会、文字学教员会、文法教员会、预科国文教员会（《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》，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，见王学珍等主编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二卷，第１７０９～１７１１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）。新文化运动以前，虽无明确分工，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，同样蕴涵着“史的传授”与“文的练习”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。如果进一步划分，所谓的“文学史”讲义，其实包括通史、断代史、专题史以及专题研究四类，很难一言以蔽之。
随着学术史研究的兴起，作为中国人撰写并刊行的第一部文学史，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的国文讲义受到广泛的关注。可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于是，很多人转而指责该书见识迂腐、学问浅陋。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的提醒，以及林氏的自述，使得世人较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《历朝文学史》（ 川种郎作）的关系。这自然没错，只是林著对于 川“文学史”的借鉴，尤其是将其改造成为“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”（参见黄霖《近代文学批评史》第７８３～７８５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３年），并非一时心血来潮，而是大有来头。
林著共十六篇，对照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，不难发现，此十六章目，与“研究文学之要义”前十六款完全吻合。至于后二十五款，牵涉到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、文学与地理之关系、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的分别、泰西各国文法的特点等，与“文学史”确实有点疏远，不说也罢。对此写作策略，林著《中国文学史》的开篇部分有相当明晰的交代。
正因此，谈论林著之得失，与其从对于 川著述的改造入手，不如更多关注作者是如何适应《奏定大学堂章程》的。比如，常见论者批评林著排斥小说戏曲，可那正是大学堂章程的特点，林君只是太循规蹈矩罢了。就在林书撰写的那年，京师大学堂发生一件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：学生班长瞿士勋“携《野叟曝言》一书，于自习室谈笑纵览，既经监学查出，犹自谓考社会之现象，为取学之方”。结果怎么样？总监督的告示称：“似此饰词文过，应照章斥退；姑念初次犯规，从宽记大过一次，并将班长撤去。”（参见《大学堂总监督为学生瞿士勋购阅稗官小说记大过示惩事告示》，《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》２５２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１年）朱希祖的《中国文学史要略》讲文，讲诗，讲词，讲南北曲，同样不涉及小说。那是因为，该讲义虽刊行于１９２０年，实际上早在１９１６年便已成稿，因此作者必须在《叙》中郑重声明：此书“与余今日之主张，已大不相同”；“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”。至于１９１７年秋天进入北大任教的吴梅，其编写文学史讲义，不能不受同事鼓吹新文化的影响，小说于是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类。所有这些都说明，作为讲义的文学史不可能闭门造车，而是与政府决策及当代思潮紧密相连。
林、朱、吴三位学者各有其业绩，我关注的只是其在北大讲授的文学史课程。林传甲（１８７７～１９２２），字归云，号奎腾，福建闽侯人，任教北大时间最短，１９０４年被聘为国文教习，１９０６年已奉调黑龙江，做官去了。吴梅（１８８４～１９３９），字瞿安，号霜?，江苏长洲人，１９１７年９月应北京大学聘，讲授文学史及词曲，１９２２年秋后应东南大学聘，举家南迁。朱希祖（１８７８～１９４４），字 先，一作逖先，浙江海盐人，在北大工作时间最长，１９１３年受聘于北京大学，先后担任过预科教授、文科教授、国文研究所主任、中国文学系主任、史学系主任，直到１９３２年方才离开。
林传甲撰写并印行于１９０４年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历来备受关注，比如，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、容肇祖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等?都将此书作为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来表彰。近年夏晓虹《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――读林传甲〈中国文学史〉》、戴燕《文学・文学史・中国文学史――论本世纪初“中国文学史”学的发轫》和陈国球《“错体”文学史――林传甲的“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”》，更对此书有专门的评述（参见夏晓虹《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――读林传甲〈中国文学史〉》，《文学史》第二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１９９５年；戴燕《文学・文学史・中国文学史――论本世纪初“中国文学史”学的发轫》，《文学遗产》１９９６年６期；陈国球《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》?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二章《“错体”文学史――林传甲的“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”》）。学界之谈论朱希祖，更多肯定其史学方面的贡献；因而，其文学兴趣及《中国文学史要略》极少被史家提及。至于吴梅，世人对其任教北大，讲授词曲之学，多有褒奖之词，缺的只是刚刚发现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（参见本书附录《不该被遗忘的“文学史”――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〈中国文学史〉》）。
一般人心目中，朱希祖是著名史学家；这自然没错，其对北大历史系的贡献，至今仍被称道。可人们很少注意到，朱希祖初到北大那几年，教的是中国文学史。查看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上的《文科本科现行课程》，不难发现，朱希祖给中国文学门一年级学生开“中国古代文学史（上古迄建安）”、给二年级学生开“中国古代文学史”，给英国文学门一、二年级学生开“中国文学史要略”，就是没在历史系开课。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年度《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》中，朱希祖所开课程包括：“中国文学史要略”，２学时；“中国文学史（一）”（欲专习中国文学者习之），２学时；“中国诗文名著选”，４学时；“史学史”，１学时（王学珍等编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二卷，第１０８１～１０８７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）。只是在１９２０年出任史学系主任后，朱希祖所开课程，方才逐渐转移到史学方面。
新文化运动时期，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朱希祖，对文学革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甚至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。郑振铎编选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・文学论争集》，还专门选录了朱希祖刊发于《新青年》６卷４号的《非“折中派的文学”》和《白话文的价值》二文。前者称：“要晓得旧思想不破坏，新事业断断不能发生的；两种相反对的主义，一时断不能并行的”；后者除再三辨正白话文的价值，更着重强调输入新词语的意义：“若打破古例，输入外来的新语，则文学的思想界，正如辟了救国的新疆土，又添了救国文学上的新朋友，岂不有趣？”（参见郑振铎编选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・文学论争集》第８６～９６页，良友图书公司，１９３５年）这话由留日学生、且又是章太炎高徒、北大教授朱希祖说出来，自然很有分量。
虽同属新文化人，比起胡适或同门周作人、钱玄同来，朱希祖的文学观念受章太炎影响很深，显得比较传统。他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５日的日记中写道：
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，大略分为三派：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，而刘与黄不同者，刘好以古文饬今文，古训代今义，其文虽骈，佶屈聱牙，颇难诵读；黄则以音节为主，间饬古字，不若刘之甚，此一派也。桐城姚君仲实，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，世所谓桐城派者也。今姚、陈二君已辞职矣。余则主骈散不分，与汪先生中、李先生兆洛、谭先生献，及章先生?太炎?议论相同。此又一派也。（转引自朱?《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》，《文化史料丛刊》第５辑，文史资料出版社，１９８３年）
可见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，朱希祖仍在骈散之争那里打转。而到了１９１９年初发表《文学论》，则是另一种境界：
吾国之论文学者，往往以文字为准，骈散有争，文辞有争，皆不离乎此域；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，具有独立之资格，极深之基础，与其巨大之作用，美妙之精神，则置而不论。故文学之观念，往往浑而不析，偏而不全。（朱希祖：《文学论》，《北京大学月刊》１卷１号，１９１９年１月）
这也才能理解，１９２０年刊行《中国文学史要略》时，朱希祖必须澄清自己已经变化了的立场：“盖此编所讲，乃广义之文学。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，以为文学必须独立，与哲学、史学及其他科学，可以并立，所谓纯文学也。”（朱希祖：《〈中国文学史要略〉叙》，《中国文学史要略》，北京大学刊本，１９２０年）
很少采纳通用教材，而喜欢临时印发讲义，这是老北大的一个传统。这么做，成本较高，而且随意性强，校方曾试图纠正。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１日的《北京大学日刊》上，刊发了《评议会致本校全体教员公函》，希望教员们向书店定购公开发行的教科书，或将自家讲义修订出版。当然，话没说绝：“专门科学及其他高等学术，无适宜之教科书或参考书时，可由教员随时酌定印发讲义。”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态度则更为强硬，要求自下学期起，预科采用教科书，本科则一律改用口授笔述：
鄙意大学印发讲义实非正当办法，文本科业已有数种学科，由教员口授，学生笔述，未发讲义，亦无十分困苦难行之处。（参见陈独秀《致文科全体教员诸君公函》，王学珍等编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二卷，第１１７９页）
但这个规定没能真正实行，１９２０年鲁迅到北大讲中国小说史，照样是每周提前寄送讲义，以便工友缮写石印，上课前发给听讲的学生。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在北大旁听的两位日本留学生、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仓石武四郎（１８９７～１９７５）和吉川幸次郎（１９０４～１９８０），都曾在回忆录中饶有兴趣地介绍北大这一课前发讲义的制度（参见仓石武四郎著、荣新江等辑注《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》第２１０～２１２页、２３３～２３６页，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２年；吉川幸次郎著、钱婉约译《我的留学记》第４８～５１页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，１９９９年）。
大学之所以需要印发教员编撰的讲义，有学术上的考量（如坊间没有合适的教科书，或学科发展很快，必须随时跟进），但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，那就是教员方音严重，师生之间的交流颇多障碍。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当年曾结伴在北大旁听，日后回想起朱希祖之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，不约而同地都谈及其浓重的方音。在《中国语五十年》中，仓石武四郎是这样回忆的：
那时北京大学的老师，大多是江浙一带的人，如要学习浙江的方言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，因为每天都有许多浙江方言充斥你的耳膜。不过，要想明白它的意思，可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其中有一位名叫朱希祖的老师，听说他后来在战争中去世了，他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胡须，被人叫做朱大胡子。聊起这位老师时，我们就把手横着贴在胸前，表示胡子已经长到那里了。他教授文学史方面的课，但他说的话实在是太难听明白了。……不过我又想，中国的学生们怎么样呢？就问了问旁边的同学，他回答说完全听不懂。……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使用课堂资料，但这位朱希祖老师却不用，上来就讲，所以学生们都听不太懂。不过，“完全听不懂”却还如此镇定自若，我真是十分地惊讶。（仓石武四郎著、荣新江等辑注：《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》第２３３～２３４页）
而在《我的留学记》中，吉川幸次郎也专门提到浙江海盐这地方语言之难懂：“当我对旁边的同学说，我只听懂了１／３，旁边的同学说：朱大胡子所说的，我也听不懂。”接下来，吉川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北大的“排朱运动”，起因正是“朱希祖先生马虎了事地经常拖延交出讲义，而其讲话又难于听懂”（吉川幸次郎著、钱婉约译：《我的留学记》第４９～５０页）。早年的《中国文学史要略》，因“与余今日之主张，已大不相同”，不好意思再拿出来；而预告中的“新编文学史”，又一直没有完成。学术兴趣早已转向史学的朱希祖，对“中国文学史”这门课大概有些敷衍，这才会引起学生的不满。
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林著固然蜻蜓点水，朱著也没多少独创性可言，至于吴著，连他自己都有意无意地遗忘了。说到底，这些都是普及知识的“讲义”，不是立一家之言的“著述”。之所以重刊这三种“过时”的讲义，不外是借此呈现早年北大的课堂，并凸显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成长历程。对于一般读者来说，没必要细数这些陈谷子烂芝麻；至于专攻文学史或学术史的学者，此类藏本很少、搜寻不易的讲义，还是值得翻阅。
此次影印刊行，林传甲《中国文学史》选择的是１９１０年武林谋新室的校正本（１９１４年六版）；朱希祖《中国文学史要略》采用了北京大学一年级讲义本（铅印）；吴梅《中国文学史》用的则是为北大文科国文门三年级准备的石印讲义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吴著原藏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，书题《中国文学史（自唐迄清）》?实际上只写到了明代，而且三册中有一半是资料及作品选。这回影印的，只是其中的文学史论述部分。很可惜，石印讲义本就效果不好，加上年代久远，有些字迹模糊不清。开始还想代为描摹，后来发现“越描越黑”，还不如干脆保持原状。这样一来，不太清晰之处，也就只能鼓励读者充分发挥辨析与想象力了。
 |
